
阿富汗女记者因签证被单方面取消,与三个孩子深夜遭巴基斯坦警方强行带走。
他们被关押在旁遮普省一处拥挤营地15天,与同样持合法签证的约200名妇孺共处。
营地条件恶劣,食物辛辣难以下咽,且看守人员向被拘者索要高额费用才提供基本便利。
女记者的丈夫因签证过期早前被捕,一家人在营地短暂重逢后,丈夫即被遣返回阿富汗。
女记者最终因签证尚余20天有效期获释,但警方警告她到期后若无法续签将被遣返。

二月下旬的一个深夜,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脑前。前一刻,我还在想着三天前被旁遮普警方逮捕的丈夫;下一刻,我又低头查看自己正在撰写的一篇报道的修改稿。
突然,家门被人猛烈敲响。光听声音,我就知道是警察来了。
我站起身来。走廊的灯亮着。我平时每晚都会把灯关掉,但那天晚上忘了。我的三个孩子原本都睡着了,其中一个被敲门声惊醒,吓得哭了起来。
“别出声,警察来了。”我对他说。
他们都害怕警察。哭也不敢大声,说话也压低了声音。
我朝门口走去。敲门声越来越急,门外的人喊道:“开门,不然我们就把门砸开!”
因为我有签证,我心里多少还有一点底。我以为他们不能逮捕我。
我打开门。门外站着六名警察,走廊里还有几个人。门一开,其中三人立刻闯进了屋里。
其中一人用乌尔都语说:“收拾东西,我们要把你遣返。”
我回答:“我有签证,我是合法住在这里的。”
他说:“从今晚起,你们的签证都被取消了,已经无效。所有阿富汗人,不管有没有签证,都要被遣返。”
听到这样的威胁,我浑身发抖,强撑着回应:“你们没有权利半夜闯进来,说我的签证被取消就被取消。你们有书面命令吗?这签证是我花钱办的,我还录了生物信息。”
“少说废话。收拾东西,出去。”一名警察说。
他们不断高声催逼,说我必须立刻离开,否则就把我的孩子带走。
我说:“你们是男人,没有书面命令,无权进入我家。你们现在出去,明天我自己会去。”
他们不肯离开,还叫来了一名女警。
这时我已经吓坏了,手脚都在发抖。我给一位朋友打电话,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一切。她说,她会通知媒体。
那样仓促混乱的时刻,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走到衣柜前,收拾孩子们的衣服,又拿上自己的证件。孩子们全都醒了,哭个不停。我只能一边安慰他们,一边说不会有事。
与此同时,警察还砸开了邻居家的门。他也有签证。我们所有人都被带到了警察局。
我走进房间时,看见妇女、孩子、老人和年轻男子全都挤在一间小屋里。大约有50个人,而且他们还不断把更多人带进来,出去时再把门锁上。人多得所有人都只能站着。孩子们哭着喊叫:有人要水,有人要吃的,有人想找个地方睡觉。

看着这些同为阿富汗人的人,我哭了。为他们无家可归而哭,也为我们自己的流离失所、为我们的无能为力、为我们被彻底抛下的处境而哭。尽管我们是在巴基斯坦合法居留,但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,任何人都可能在任何时候这样践踏我们。我为这种彻底被遗弃的状态而哭。
他们把我们关在那间屋子里大约三个小时。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所有人都焦虑不安。
最后,他们登记了我们的名字,让我们站到警察局门口附近。有人说要把我们送往托尔卡姆,有人说会把我们送去营地,还有人说我们要被送进监狱。
随后,他们把我们塞进一辆车,转运到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处营地。等我们到达时,我看见天已经开始发亮。营地里挤满了人。我带着孩子站在角落里,想着三天前因签证过期而被捕的丈夫。
突然,女儿看见一个男人,以为那是她父亲,便喊了出来。我抬头一看,真的是我丈夫。孩子们立刻跑过去抱住了他。
丈夫问我:“你怎么会在这里?你不是有签证吗?”
我说:“他们把我也抓来了,我有签证也没用。”
我们短暂的重逢很快结束了。警察把他带回营地男子区,随后将他遣返回阿富汗。孩子们见到父亲时很高兴,但他们并不知道,后面还有更艰难的日子在等着我们。
他们没收了我们的手机和电脑,把我们带进一间冰冷的屋子。孩子们想找个地方睡觉,但根本没有空位。人太多了,可能有大约200名妇女和儿童。那里连毯子都没有。
在一个角落里,我找到三条被老鼠啃过的旧毯子。我铺了一条在孩子们脚下,又把自己的头巾盖在他们身上。可即便如此,大女儿还是每隔几分钟就说一句:“我这里好冷。”
到了早上,警察把我们赶到外面,又重新清点人数。
在营地里,我看到很多人都有合法签证。有的是花了数千美元为全家办理签证的人家,有的是来读书的女孩,也有癌症、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。所有人都缩在角落里,背负着悲伤,也共同害怕着未知的命运。
我们在那个营地里待了15天。那是非常难熬的15天。我们不断遭受羞辱。他们骂我们忘恩负义,骂我们是叛徒。有时还说我们是白吃白住的人。我们没有反驳的权利。他们告诉我们,只要敢提高声音,就把我们送去另一座监狱。
女区和男区共用一个厕所。有时我们要排上几个小时才能用上。即便大家只是站着等轮到自己,他们也会嘲讽我们:“少吃点,这样就不用老上厕所了。”房间下面有老鼠乱窜,头顶上方还有蜥蜴爬来爬去。
食物非常辣,我们根本吃不下。到了晚上,我只能靠干面包和水撑着。手里仅有的一点钱,我尽量拿去给孩子们从外面买水果和饼干。营地里有一名工作人员会替我们带饼干和水果进来,但价格抬得很高,还总提醒我们,这是他帮了我们的忙。
他们每天会把我们带出去清点好几次。就连夜里,他们也会来好几回,用棍子敲打门和墙,把所有人惊醒。妇女们对他们说:“你们进来之前至少敲个门,让我们能整理一下自己。”
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几乎被彻底切断。有时他们只给我们10分钟用手机。还有的时候,我们会连续三天完全无法与外界联系。
一个星期过去后,那些没有签证的人中,很多被转送到了查曼的阿巴汗营地。
有一个夜晚,我永远都忘不了。大约40名年轻男子和一名带着残疾孩子的妇女被带出去遣返。警察让他们在院子里排成一列,把手搭在前一个人的肩上,然后给他们拍照、录像。

我们这些有签证的妇女站在窗后看着,一边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哭,一边也为那些年轻人的无助而哭。
就在那天夜里,下起了大雨。窗框上没有玻璃,雨水直接灌了进来。年幼的孩子们冻得咳嗽,整夜睡不着。母亲们四处寻找稍微暖和一点的地方。
我也一直熬到天亮,努力不让雨水漫开,不让垫在孩子脚下的毯子被打湿。直到黎明,我都蜷着双腿坐在那里,一直在想。
一些已经在巴基斯坦生活多年的妇女,被戴着镣铐带走。警察说,她们要被转送进监狱。有些家庭交了钱,就能离开营地。我亲眼看见一名女子进来说:“只要交钱,我们现在就能把你们弄出营地。”但那些拿不出大笔钱的人,只能继续留在那里。
被拘押的签证持有人接近50人。有时我会听见警察彼此议论:“你们把这些有签证的人带来,到底是什么原因?”连他们当中一些人自己都不知道,为什么合法持签者也会被抓。
负责看守我们的女警会向我们要钱,才肯把手机给我们,让我们和家人说话。打一次电话的价钱是1000巴基斯坦卢比。在那15天里,她们从我这里拿走了很多钱,对营地里其他人也是一样。我们想从外面买吃的,她们还要收所谓的路费。无论我们提出什么,她们都要钱。
我看到一些孕妇,还有一些刚生完孩子只有10天或15天的妇女,也和她们所有的孩子一起被关押。尽管她们已经在巴基斯坦生活多年,双手仍被铁链锁住,和孩子一起被送进监狱。
大约两周后,营地里只剩下那些有签证的人。到了第十五天,我们终于被放了出来。所有人都已经精疲力尽,身心俱碎。此前他们每天都说“今天”或者“明天”,但最后我们之所以获释,是因为我的签证还剩20天有效期。
当我走出营地,看见外面有人在等我们时,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,向真主千百次地表达感谢。但一名警察仍警告我:“如果你接下来20天内办不到签证,我就把你遣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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